1937年8月，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五次谈判后回到延安。图为毛泽东和周恩来 （右一）、朱德 （右二）、林伯渠 （左一）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合影

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以《论持久战》为题，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历时9天的讲演。讲演围绕着“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共讲了21个问题。最后，他明确指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只要坚持持久抗战，结果都是一样的：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一结论，气势恢宏，掷地有声。结束时他还郑重而谦恭地表示：“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实际上，毛泽东对此已有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特别是对全面抗战10个多月以来战争形势的观察和思考，“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然而，面对当时人们对战争前景的种种疑虑和困惑，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以鼓舞全民族的抗战信心。

民族之虑，亟待释疑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政府企图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准备3个月灭亡中国。“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叶剑英在《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一诗中，曾对当时的形势如此描绘。

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开始了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号召人民奋起抗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同一天，毛泽东领衔的诸红军将领还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接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目标下，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民族、各界人民、抗日救国团体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

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又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同时，还把希望寄托于列强的干涉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谋求和平的行动事与愿违。几次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希望他国居中调停也均遭婉拒。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曾对此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并提出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其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破灭。

抗战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

然而，日本为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方针，迅速向华北增兵。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日军以主力向华北展开战略进攻的同时，又分兵一部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这种形势下，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才有了实质性进展。

7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拟订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出对抗日的国防问题的意见。在中共中央的提案中，正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敌非正义寡助，我正义多助等基本特点，系统地阐述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指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在长期艰苦英勇牺牲的战争中求得胜利，也必定能胜利。”“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8月1日，毛泽东收到蒋介石邀请中共派代表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电报，中共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为了推动和促进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在延安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并电告周恩来等人。8月1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并强调只有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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