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军事参谋最初诞生于欧洲，清末新政时输入中国。清政府为编练新军，设军咨处为统帅(皇帝)的参谋本部，并设陆海军参谋等官(1)刘凤翰：《晚清新军编练及指挥机构的组织与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第236页。。参谋系统自引入中国以后，素来被视为“军队的大脑”。可以说，参谋工作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军队的作战成败。涉及近代中国军队参谋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目前较多地集中在北洋政府时期参谋机构的研究和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参谋工作的探讨(2)代表性成果如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张建军：《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参谋机构的设置及其沿革初考》，《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叶铭：《军令部与战时参谋人事》，《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叶铭：《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等等。。中共自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时，就创设了参谋机构，参谋系统随着革命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最初的不健全到逐步正规化。学术界关于中共军队参谋工作的专门论著较少，主要是当事人的回忆和一些粗泛的梳理(3)回忆类论著如吕黎平：《红军时期参谋工作纪实》，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杨迪：《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等。梳理类论著如金立昕：《叶剑英的参谋工作实践及其卓越贡献》，《军事历史》1992年第2期；刘雷波等：《陈毅论参谋工作》，《军事历史》1995年第6期；等等。。抗日战争是中共由弱变强的关键时期，其主要表现就是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军队的快速发展和频繁作战带来了需要加强参谋工作建设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参谋作为指挥人员的助手，参谋机关作为军队决策谋划的枢纽，其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参谋工作是衡量军队是否正规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有哪些参谋业务，在军队中扮演何种角色；参谋工作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哪些缺陷和不足；对此中共又作了哪些改善，其成效如何，这些问题均值得探讨。本文试图结合所掌握资料，从抗战时期新四军的参谋工作入手，作一初步探析。

一、参谋的业务、兼职与角色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成立以后，由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仿照国民党军在司令部下设八大处，分别是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兵站处、军法处、后方留守处(4)《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28页。。参谋处和其他机构处于平行关系，此后的苏北指挥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也沿用这一设置。由于南方八省游击队几乎无参谋工作可言，新四军的参谋工作可以说是从头开始。司令部参谋处由赖传珠负责，下设一、二、三科，分别为作战科、侦察科、通讯科。1938年增设教育科。所属各支队和各团亦设立司令部和各科参谋职务。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参考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所颁布的组织条例，取消八大处，设立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与司令部、政治部平行，司令部成为实际上的纯粹的参谋机关。军、师设科，参谋处共有作战、侦察、通信、管理、教育、人事、地方武装七科；旅设各股，无地方武装股；团不设科股，仅设各科参谋。(5)《赖传珠关于新四军参谋工作概况致叶剑英等电》(1943年2月8日)，《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010—1011页。

1942年，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实行精兵简政，司令部参谋处撤销，将七科合并为四科一队，保留作战、侦察、管理、教育(人事、地方武装二科并入教育科)四科，改通讯科为通讯总队，专负无线电通讯。各师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亦作出相应精简，如2师、7师由作战科负责作战、人事、教育工作，侦察、通讯科合并为侦察通讯队，管理科不变；4师“一、五科合并，二、三科合并，直属队供给科与四科合并”，即作战科、教育科与侦察科、通讯科分别合并，管理科与直属队合并；5师“司令部参谋处一、四科合并为一科，下设作战、通讯、联络等参谋，情报处第三科取消，设一科”。(6)《赖传珠关于新四军参谋工作概况致叶剑英等电》(1943年2月8日)，《新四军·文献》(3)，第1011页；《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关于第四师精兵简政情况致中共中央军委等电》(1942年10月26日)，《新四军·文献》(3)，第526页；《李先念、任质斌、王翰关于第五师精简情况致中共中央电》(1943年2月16日)，《新四军·文献》(3)，第671页。各旅司令部则将参谋处各股并为一股，各团仅设参谋数人分担其事。这一编制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1月，新四军恢复参谋处，仍旧保留四科设置，同时增设调研室，直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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